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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如何重塑中国古代社会?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赵宋两朝是科举制度的成熟时期,并因此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和社会文化。

  唐代在京师设立科举贡院,而在北宋时期,地方城市也设立了用作解试市场的贡院,至南宋则遍地开花。科举贡院虽然通常由地方政府负责,但往往也离不开地方士人的建议,并帮助取得兴建土地、进行建筑工程、筹措工程经费等工作。地方士人热衷于此,并不难以理解,因为独立的、宽大的贡院不仅可以容纳较多士人参加考试,在地方(通常是省城)还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贡院在士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学校和官府衙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科举文化的兴起,强化了当时中国人的家国共同体概念。

  宋代,在京师、省城、州城乃至县城,往往还竖立着牌坊,上面书写了坊巷名称,而这往往也和科第有关,用意表扬地方在举业上有成就的士人。这种做法显然进一步的提升了科举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力。不仅如此,地方的学校各类建筑物,往往也会在命名时采用经科举进入仕途的著名官宦的姓名,或者取名为魁星、文昌(皆为科举神)。

  唐代和五代十国时期,门阀士族的力量受到了毁灭性的削弱,进入宋代,出版市场发达,教育机会扩大,知识传播日渐普遍,没有家室背景的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科举管道出人头地。但科举录取的数额毕竟偏低,许许多多士人努力读书,却依旧不能改变落榜的命运。一些士人自认聪明绝顶,还勤奋刻苦,还是落榜,就怀疑这是一种命数。我国地区著名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梁庚尧在其所著的《宋代科举社会》(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1月出版)一书中,就谈到了科举文化之中,常常不能登大雅之台的求神、祈梦与相命。

  梁庚尧指出,祈梦风气在士人以至其他民众阶层影响很深。士人不光热衷求神、祈梦,还喜欢找相士相命。这些做法都充分体现出当时的士人阶层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在巨大压力面前的无奈。当然,正如梁庚尧说,求神、祈梦与相命对于改变士人命运显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却可以纾解其紧张情绪,安抚其挫折心理。

  《宋代科举社会》一书由梁庚尧在大学历史研究所讲授同名课程的讲稿编纂而成。全书详细解析了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介绍了宋代官学的演变、私学的兴盛过程以及政府与社会对参加科举的士人的资助。梁庚尧对于科举制度提高宋代社会流动性、缓解阶层矛盾的积极作用给予好评,但也指出,这种积极作用往往也是极其有限的,在两宋分别实现和社会稳定后,新的门第观念重现雏形(尽管不能与汉末至唐初相比),荫补、财富、亲缘等关系的影响也渗入了科举。这本书还关注了宋代士人的生活与出路,特别是那些未能获得登榜资格的士人的出路,介绍了宋代官户、士人的特权及其限制。这本书有助于读者理解科举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制度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塑造,对于读者认知科举制度演变过程,也不无裨益。

  宋代科举制度相比隋唐时期,更趋完善,也同样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比如,虽然有过残疾考生参考受限的规定,但实际上没有获得过于严格机械的执行。宋代科举包括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开元礼等科目,宋初以来贡举考试内容的趋向就不断有人提出检讨,自宋仁宗起策论变得更为重要。素以保守著称的司马光在科举科目的改革上,持相当激进的态度,不断同意取消词赋科目,而且还主张省试取消帖经等,加考经义,而在殿试环节加考时务策。此外,宋代科举制度运行的另一大特征在于防弊措施不断加严,采用了糊名誊录制度,后来为了避免在弥封、誊录环节出现买通舞弊,又加设了相关的管理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也提及印刷术的普及对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印刷术普及促进了出版业发展,这使得教育普及、阶层流动成为可能,使得更多人可以获得基本的教育机会,从而进入科举竞争的行列。书中还介绍了印刷出版业的发达的一些具体表现,比如当时已经出现了所谓的畅销书,多为科举参考书;又如官员、士人家庭兴起了藏书热。

  宋代学校教育分为官学和私学,前者又可再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地方官学与私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民间对于科举的积极配合,事实上也改变了平民家庭对于识字教育的观念。此外,官学和私学的兴盛,也为部分文采卓越的落榜士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书中还介绍了宋代官方和民间建立的应举士人的助学、资助体系,通过向出身贫寒的士人提供帮助,也有助于科举选拔人才获得热情更高并更为持续的民间响应,具有显著的社会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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